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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水利”——史话唐代漕运与国运兴衰

网络整理 2019-06-13 最新信息

唐代漕运与王朝兴衰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分析大唐帝国消亡的原因时指出:“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破坏此东南区域之经济,断绝其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富以存立之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而大唐帝国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随着唐朝中期华北藩镇与中央日渐疏离,汴河成为长安一洛阳政治中心的生命线。唐末中原割据势力切所汴河水路,后周对建都开封后开始汴河的治理,随即是唐朝的终止和新的王朝一宋朝的兴起。

一,漕运制度建设及其变化

唐建都长安,高祖至太宗时(618-649年)由汴河调运长安的粮食每年约十万石。运往长安的粮食需要从汴河西运口河阴转运至长安。开元朝对漕运制度做了重大改革,即在水陆运输交换的枢组位置修建转运仓,通过完善运输组织,提高了运力。

唐朝水次仓的布局,初以隋代为基础,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调整。唐初,通过漕运抵达关中的漕粮不过二十多万石。在裴耀卿理漕的开元年间(713741年),年漕运量超过二百万石,已为唐初十倍。天宝二年(743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唐后期,再降至二十至四十万石不等。

唐初基本沿用隋代留下的含嘉仓、虎牢仓、洛口仓、太原仓、永丰仓等漕仓。咸亨年间(670-674年),开始在东都洛阳重建河阳仓,新建柏崖仓、洛阳仓,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准汴、河汴转输关中的转运仓格局。

“王朝的水利”——史话唐代漕运与国运兴衰

裴耀卿漕运改革方案

开元二十ー年(733年)京兆尹裴耀卿称:"昔贞观、永微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今国用渐,漕运数倍尤不能支。从(东)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他因此建议在汴渠与黄河相交的洛口、河阴,在黄河、渭河、漕河中转处置漕仓。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裴耀卿为江准河南转运使。在裴耀卿主持漕政期间,于黄河入汴的河阴县设输场并置河阴仓。

江准漕粮运抵输场后入仓,船自汴渠返回。然后转船由黄河至洛口,由洛水至含嘉、洛口等仓,以下再由陆运,绕过三门峡河运之险,抵黄河三门峡东岸集津仓,然后过黄河运至河南岸陕州太原仓,溯河水至潼关附近的永丰仓,经漕渠或渭水直达长安。

在开元ニ十ニ年(734年)至二十五年(737年)三年间,经过汴渠运往关中长安的漕粮达到七百万斛,创下隋唐时期最高漕运量,岁省陆运开支三十万贯。裴耀卿对漕仓和输场的调整意义重大,为优化运河运输组织创造了条件。

自此以后在河汴交会处,由河阴仓、集津仓、盐仓,加上原有的含嘉、太原、永丰等仓,构成了河阴汴渠与黄河运口水运枢组区域的仓储体系,加强了向关中转输的能力,从而改変了以洛阳为终端的仓储布局。汴河口原有隋留下的虎牢仓,但是汴河口水流湍急。裴耀卿放弃虎牢仓,在汴口东北岸建输场及河阴仓,并置河阴县,此后从汴河上行的漕船,可以直输河阴仓。安史之乱时,汴渠断航。

广徳二年(764年)第五琦、刘晏重开汴渠。其后刘晏职掌财政管理漕运三十余年,他汲取裴耀卿漕运转输的经验,根据运河、天然河流的水流条件,创造性地制订了漕运分河段转般制,对水运交通管理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刘晏漕运转般制的核心是"缘水置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河段转运。刘晏于扬子县兴建了扬子仓,这里南临长江,北界准泗,东接扬楚,西控滁濠,是江南漕粮北上的必经港口,也是连接准汴的重要枢组。从而在大运河上形成了三处重要仓场:扬子、河阴、永丰三仓,它们分别位于运河与长江、黄河、渭河交汇的运口枢组。刘晏的转般制在完善的漕仓布局下得以全面实施。

这就是所谓的"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ー十万石,无升斗漏者"。

转般制充分利用河道的水流特点,使船只和船工更适应本河段航行,保障了航行安全,减少运输成本。唐后期刘晏施行的漕运转般制,通过漕仓的调整,将此前河汴转运中心南移于扬子,适应了唐后期江南漕粮日益增加的形势。

“王朝的水利”——史话唐代漕运与国运兴衰

刘晏主持的漕运改革方案,及漕运路线

二,唐王朝各时期水运情况

自唐高宗(650-683年)以来,一方面随着政府组织机构扩充,官员数量迅速庞大。另一方面,唐的军队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官员廪禄和军队的给养急剧增加,对江准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更为依赖。

高宗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八十多年间,经常因为关中粮食欠缺,朝廷和部分官员临时性搬到洛阳居住,武后时更是常驻洛阳了。玄宗时,不得不对漕运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并大力整治关中漕渠,以改善长安的物资供给。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宰相裴耀卿实施漕运转般法,将运河与天然河流分开,通过中转地仓储集散,改善了江准至长安的运输,从此唐朝皇帝及百官不再往洛阳就食。

天宝元年(742年)陕州刺史韦坚循汉关中漕渠旧迹重开漕渠,这条与渭水平行的运河,引渭水西起长安宫城西的禁苑,穿过灞水和沪水,东至华阴永丰仓再入渭水。又于长安开广运潭,作为运河终点的码头。关中漕渠开通后使原来的牛车运输的陆运改为水运,天宝三年(74年)运抵长安的江准粮食达到四百万石。因漕运的改进,其他物资也由运河源源不断运至关中。韦坚曾经在广运潭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博览会”。

韦坚预先从东京洛阳、汴州、宋州调来三百余艘漕船入长安。届时,装载有江淮各地以及南海的物产,以及随船衣着华丽的歌伎和着鼓笛次第入潭,船至望春楼下,围观者人人骇视,玄宗大喜,赐潭名"广运潭"。

裴耀卿漕运制度改革,韦坚关中漕渠的建设,通过运河将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紧密地联系起来,将盛唐的辉煌推向了极致。

“王朝的水利”——史话唐代漕运与国运兴衰

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称:"自东都至准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側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

战乱平息后,转运使刘晏与户部侍郎第五琦管理漕运和国家财政。首先是于运河两岸派遣军队驻防,并在运河沿线大举屯田。在刘宴、第五琦的主持下,很快疏浚了汴渠,使大运河恢复全线通航。

在当时运河两岸乱兵抢劫、治安混乱的情况下,刘宴将江南漕运船队组织起来,每10船为一纲,每纲300人以军将统领,其中船工50名及押运士兵200多名,自扬州护送漕船至河阴。这一漕运管理制度,后来被用于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运输管理中。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因中央政府在汴州筑城,激起据有淄青等州(今山东大部)的藩将李正己以及据有魏博等州(今河北、河南及山东西部)的田悦的反抗。叛军以屯兵控制运河上的重镇徐州、埇桥(安微宿县北)、涡口(安徽怀远县)等,阻止江准漕船北上,由此切断了唐朝的生命线。

是年十一月唐朝军队击败叛军,汴河通航。建中四年(783年)驻守准淮西的李希烈军攻陷汴州,江准漕运再次中断。长安被叛军攻陷,德宗避难于梁州,运河中断了水运功能。

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是统率的官军收复了长安,七月徳宗返京,十ー月收复汴州。由于四年运河不通,江准粮食不至关中,加上连年干旱,关中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几乎动摇唐朝政权的根本。

贞元年间(785-805年)汴河沿线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叛乱,北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经常被乱兵抢劫而去。贞元十五年(799年)韩弘任汴州刺史,此后他坐镇汴州21年,整顿军纪及地方治安,汴河再次恢复畅通。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随着汴州兵乱的停止,汴河畅通无阻,江准的米大量运往关中,解决了困扰长安多年的粮食问题。

唐末,割据准南的杨行密与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两大军事集团在准河以北的争夺,使汴河再次漕路中断。朱温簒夺帝位在汴州建立后梁政权。后梁有过打通运河的努力,但终因国力不足而失败,此后后唐、后晋和后汉也曾屡屡如此有过开通的举措,但均未能达到汴河全程恢复的目的。

“王朝的水利”——史话唐代漕运与国运兴衰

本文作者:申报七十七载(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7014884453337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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