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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怎么就输给了日本?近代国家对中古式帝国的胜利

网络整理 2019-07-02 最新信息
大清怎么就输给了日本?近代国家对中古式帝国的胜利

甲午一役,晚清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功亏一篑,一个老大帝国的虚弱本色,被东海的蕞尔小国掀了一个底朝天。

但中日之间的强弱,其实并不能全然以国土的大小和人民的多寡进行区分。

平壤战役是中日在朝鲜半岛上的决定性战役。此役前,当时在朝的清军总指挥叶志超曾再三电请朝廷拨款拨粮,可等到日军攻陷平壤,日军却发现清军遗留在此的军饷竟然高达一千余万两,所需粮草足够日军一月所需。

可纵有如此之多的钱粮积存,叶志超亲自守备的平壤,却仅一日便告失陷。

而日军所不知道的是,这轻松缴获的一千多万两白银,是清廷甲午战争总军费的五分之一。

事实上,中日之间在这场战争上的差距,仅从两国间的军费开战便可见一斑——清廷甲午军费不过五千余万两,仅仅相当于日本军费的不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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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里,日本财政收入为1.1亿日元,折合白银7585万两,而同时期的清廷收入则为8867万两——清朝政府的隐性收入合计当然不只这些钱,但清廷账目上可供中枢用于战争的财计却仅止于此。

日本在甲午战争的支出为两亿日元,其中只有四千五百万日元出于财政,剩下的1.55亿日元则来自军事国债的募集。而清廷所集合的总军费不过五千余万两,但其中有2800万两来自于汇丰银行的两次借款,还有一千多万两来自仿效国债募集的“息借华商”,此后清廷再难从国内募集到资金。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时,清、日双方在财政体系上的差距有多大。

在甲午和议时,伊藤博文一度不解清廷坐拥万里山河,理应财源广泛,何至于短短时间之内就再三举债。面对李鸿章时,他甚至以此为据,洋洋得意的认为“日本未借洋债,而中国已多举”,所以“此日本富强于中国之明证”。

但李鸿章却深知清日在财力差距上的根源,一针见血的答道:“这并不是日本富强于中国,而只是日本稍微精通欧美理财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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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日的差距又何止是在财政上?

爆发甲午战争的一个世纪之前,全球的贸易格局存在着两个核心,除了欧洲以外,便是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

跟如今常人所想象的“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不同,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一直保持着相较日本、朝鲜更为开放的贸易策略。

顺治年间,清朝方才入关,郑氏在台湾抵抗,时常侵扰东南海岸,为了杜绝治下之民沟通郑氏,同时还为使台湾郑氏海侵无所获,清廷遂下令内迁沿海六省居民三五十里不等,并严令禁海。

但在康熙二十二年,随着台湾郑氏被削平,清廷失去了继续“迁海”、“禁海”的政治驱动力,因此在当年就开放了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只是不准夹带禁榷之物,而所需要的手续不过是向地方官员“出具担保,既领执照”。

同时清廷为了从开洋海贸中攥取利益,又确立了松江、宁波、泉州、广州四处官方通商口岸,并设立海关检验货物,收取税费。此后清代虽然在禁海一事上时兴时废,但总体而言清朝跟世界的海贸往来其实一直相当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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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康熙五十六年,清廷重申禁海之令,可在康熙六十一年,由于人丁滋生,福建山多田少,再加上商贸繁兴之下,工商作物大量挤占了农业作物的田地,使得当时福建米价腾贵至米一石值银一两二三之高,以至于福建官员认为“米谷匮乏,已经成为了福建一省最为紧急重要的事”,为此康熙下令进口米价一石只二三钱银子的暹罗米三十万石入闽,并且免其抽税。

而以茶叶这个清朝最主要的外贸大宗货物来看,康熙三十九年对欧洲销售仅九万磅,而到了嘉庆五年则已经上升到了四千五百万磅。以至于仅在乾隆四十年到乾隆六十年的二十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赤字积累高达二千五百零一十万两白银。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巨大赤字背后,却是清朝上下虽然意识到了欧洲舶来品的制作精美之处,可却缺乏购入的动力。

宫廷造办处每年都会购买西欧进口的钟表器械,甚至广州本地商匠对此大举仿造,但对于自来火枪、膛线大炮等先进火器却是严加管控——虽然康熙和乾隆年间为了应付西部战事,亦有购入,但整体规模并不持久。

再加上随着清朝人丁滋生,全民陷入贫困,对于远道而来的欧美舶来品缺乏足够的购买力,而欧美的主要大宗商货纺织品,在高端产业领域又竞争不过中国本地的丝织产业,致使清朝一直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清朝虽然从海外贸易之中攥取了大量利益,但却并没有吸收到多少欧美的先进科学。

欧洲流入中国的商品多为制作精美价格昂贵的工艺品,以至于理学儒士们在舆论上将欧洲舶来品统一视作了“奇技淫巧”之物,清廷中枢又对于治下之民跟欧洲的交流严防死守,官民一致抵制欧洲的情况下,欧洲大宗商货尚且滞销,更何况清、欧间的文化制度交流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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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清朝则可谓完全不同。

日本虽然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后一直坚持执行“禁海策略”,只保留长崎一处通商口岸,甚至在黑船来航之前,能够来到长崎通以商贸的欧洲国家其实只有荷兰一国而已,这也是后来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为何将西方科学技术统一称作兰学的原因。

但由于日本体制跟清朝不同,其核心构成是幕府藩国二元体系及其体系下的身份世袭社会,这就导致哪怕在慕藩体系稳定的情况下,从属幕府的藩国仍然具备很强的自主性,而身份世袭更是直接促成没有继承家业权力的日本男子,积极从事能够获得体面身份甚至完成阶层跃迁的新兴职业。

而兰学在江户幕府时代,无疑就是藩国和缺乏机会的日本男子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前者而言,兰学能为藩国带来技术上的革新和支持,而后对于后者而言,从事兰学则能获得技术型的官员职位,从而拥有不错的收入和体面的身份,甚至借此完成阶层的跃迁。

十九世纪初,此时日本虽然还没发生黑船来航,但江户幕府对社会的钳制已经不复统治初期的严密,日本兰学发展更为蓬勃——当时对西方军武知识已经略有所得高岛秋帆,就开班教学自创的“高岛炮术流”,他甚至从荷兰商人手中购买欧洲枪械以作为实弹操练的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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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黑船来航之后,慕藩体系动摇,幕府与西南强藩的对抗,促使双方都展开了近代化军事改造。

1855年,黑船来航发生的两年之后,长州藩就开设了专门面向武士阶层的西洋学所,向藩下的传统武士教授近代军官应该具备的天文、地理、化学、物理以及军事知识,此后为了培养基层士官和技术性兵种,长州藩又在十年之后开设了专门用于培养炮兵和步兵的学校。

虽然长州藩在此后的倒幕战争中,有许多军官都是长州武士出身,可随着这十余年的积累教化,长州藩甚至整个西南四强藩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己军队的近代化。

而江户幕府的改革不仅更为迟缓,在诸如军官任用上也还保持着“原则上使用具备近代军事学识的武士”,这种不彻底的改革,最终使江湖幕府在倒幕战争之中一败涂地,不得不“版籍奉还”。

而在日本发生黑船来航的前四年,清朝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场内战同样促使清朝的军队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相较于师法戚继光,擅长结营寨,打呆仗,对西洋枪械敬而远之的曾国藩而言,其子弟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朝第一个全面效法西洋军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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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创立的淮军是晚清中国的核心支柱性力量,但这支脱胎于湘军的武装,最早时使用的依然是数百年前戚继光创立的“鸳鸯阵”,武器也以冷兵器为主。然而在上海之战后,李鸿章得以见识到了经过西法训练和装备的常胜军的威力,并为之折服,从此成为了西法武备的忠实拥趸。

当时常胜军的军官和统帅虽然为欧美洋人充当,但士兵构成却是以华人为主,而这样一支非官方的华人力量,往往能够数百人结阵便能够力敌十倍的太平天国军队。

而在太平天国前中期,采用了戚氏操法的湘、淮等军,甚至大量装备了洋枪洋炮的传统清军在面对太平军主力时,莫说以少敌多,就算兵力相当,也最多只能落个僵持不下——甚至一不小心,还有全军覆灭之险。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李鸿章在上海之战后,会大举购入洋枪洋炮,利用西式练法改革淮军操典,甚至一举编练六营炮兵,还任用洋人为淮军教官。

然而不管是只装备了西洋枪炮的传统清军,还是后来采用了西式操法的淮、楚、湘等清军近代力量,其实都只是在表面功夫上做文章,欧美军事的内核并未学到。

例如在淮军开始近代化之后,军官升迁仍然主要注重于枪法是否精准,麾下兵丁阵列是否整齐,步伐是否一致。既不在乎军官是否具备基础的近代化学识,也不看重军官能否对临战时的阵型变化,战术进退了然于心。

大清怎么就输给了日本?近代国家对中古式帝国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清军“见贼既溃”的原因——当军官不具备与时俱进的军事水平时,就算清廷不断购入各色的克虏伯大炮、欧美先进枪械,士兵就算会使用,可也因为军官缺少相应的素质而难以发挥作用。

从本质上来讲,装备着洋枪洋炮,采用西式操法的清军其内色仍然不脱中古军队的的范畴,并不是一支近代化军队。

要知道在“排队枪毙”的时代,除了残酷的西式操法将军队变成如同机械般的工具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民族意识,知道“为何而战”才能让近代军队支撑起至少30%的伤亡率。

而在淮军身上明显缺乏后一点——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淮军所缺少的后一点,也正是他能取信于清廷帝后的基本原因。

但清廷君臣之间的政治互信虽然没有到匮乏的地步,可对慈禧太后而言,异论相搅仍然是她自认为控制住李鸿章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李鸿章不仅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付来自朝堂上的攻讦,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翁同龢这个掌握着户部的政敌对他的拿捏。

在1894年的夏天,李鸿章已经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向户部索要“二三百万两”作为整顿战备所需,但哪怕帝后已经表态应战,可翁同龢除了给李鸿章一张写有“该衙门知道”的回票以外,李鸿章便一无所得。

大清怎么就输给了日本?近代国家对中古式帝国的胜利

而日本自1883年起便达成了君臣一致,纵然日本国会偶尔会对军费开支有所异议,可在明治天皇率先捐出皇室经费充实海军之后,日本政府迅速的完成了意见的统一,以至于从1883到1891年的八年时间里,日本在海军建设上一共投入了财政、公债、捐款共计4333万日元,这几乎是日本财政年收入的一半——在八年时间里平均每年投入高达五百余万。

相对日本来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从光绪十四年算起,清廷对北洋海军的平均拨款是每年137万两,这也导致光绪十四年以后经费拮据的北洋水师无力再添加新舰。

这其中既有时人认为北洋水师已经成军不需要再添加新舰的原因,同时也有帝后担忧李鸿章手里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坐大的考量,而至于修颐和园所以导致了北洋水师未舔新舰的说法,其实不过是当时朝堂中枢拿来搪塞李鸿章的说辞而已——颐和园修缮用银据估不过八百多万两,只相当于清朝在1893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有清廷上下腐败,李鸿章战略失措,在甲午之前没有对日本采取预防性战争进行打压等原因,但在核心上还是因为清廷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中古帝国,而日本虽然明治维新也不过数十年,但却已经初见成效,成为了近代国家,所以甲午之战的成败,其实在开战之初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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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真实星球(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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